“《意见》理念新、措施实、针对性强，是信用建设新的顶层设计，更是基层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，里面很多新的制度规定来自上海、浙江等地。”连维良透露。
吹风会上，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姬兆亮，浙江省发改委负责人杜旭亮对当地的经验做法进行了介绍。
姬兆亮介绍，浦东新区探索建立了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“六个双”政府综合监管“浦东样本”，核心内容包括“双告知、双反馈、双跟踪”的证照衔接和“双随机、双评估、双公示”的协同监管，实现全区21个政府监管部门、108个行业、32万多家企业全覆盖。“浙江全面实施信用‘531X’工程，‘5’指对企业、自然人、社会组织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等5类主体全面开展公共信用评价，‘3’指公共信用指标体系、综合监管责任体系、评价和奖惩体系三大体系，‘1’是一个全省一体化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‘X’是指在行政审批、行政监管、公共服务等若干领域的应用。”杜旭亮表示。
失信成本大幅提升：严重失信将被逐出市场
失信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近年来，我国深入推进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，加强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。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负责人庹登夫介绍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全国经营异常名录实有市场主体518.97万户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实有54.17万户，失信企业的信息被推送至各相关部门，推动形成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的局面。
尽管已取得一定成效，但连维良指出，失信代价过低、传播少是目前失信问题高发、频发、复发的重要原因。对此，《意见》要求依法依规建立联合惩戒措施清单，动态更新并向社会公开，形成行政性、市场性和行业性等惩戒措施多管齐下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失信联合惩戒大格局。
“包括依法依规限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股票发行、招标投标、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、享受税收优惠等行政性惩戒措施，限制获得授信、乘飞机、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等市场性惩戒措施，以及通报批评、公开谴责等行业性惩戒措施。”连维良强调，《意见》要求，以食品药品、生态环境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养老托幼、城市运行安全等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为重点，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失信主体及其相关责任人，依法依规在一定期限内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，直至永远逐出市场。失信行为的责任主体、责任人也要付出依法依规被问责的成本。总之，要让监管长出“牙齿”，从根本上解决失信行为反复出现、易地出现的问题。
在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看来，信用约束的是要防范各种类型的债务违约风险。“目前有市场化手段的征信系统，有政府部门的联合惩戒措施，下一步要逐步把‘信用破产’制度引入信用监管领域，为联合惩戒提供强大的法律支持。”万存知说。
“三个更好、两个更低”：让守信者得实惠
与失信惩戒一样，守信激励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措施。近年来，在失信联合惩戒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同时，守信联合激励也在加快丰富当中。
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负责人张维华介绍，税务总局2016年率先与16个部门签署联合守信激励的合作备忘录，为守信纳税人提供涵盖18个领域的41项激励措施，特别是与银保监会联合推出的“银税互动”，有效解决了守信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。
“海关根据企业的信用情况将进出口企业分为高级认证企业、一般认证企业、一般信用企业和失信企业，其中高级认证企业和一般认证企业就是常说的中国海关‘AEO企业’。”海关总署企管司负责人张秀清介绍，“今年上半年海关对失信企业查验率达98.12%，对高级认证企业查验率不足0.5%。AEO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国内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，还能享受互认国家（地区）海关给予的优先办理通关手续、减少查验等多项便利化措施，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和贸易成本。”
连维良则用“三个更好、两个更低”归纳了守信者激励的代表性措施，即更好的行政服务、更好的融资服务、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低的监管成本、更低的交易成本。“下一步，我们会加大对守信激励措施的实践探索力度和建章立制力度，让更多守信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诚信有价、诚信有感、诚信有益。”连维良强调。
